植入AA制芯片后婆家欠我五百万

我是在孩子第三次发烧到39度，而婆婆的导尿管又堵了的那个深夜，被陈凯推醒的。他半睁着眼，语气里带着一种近乎解脱的疲惫：“要不，你还是辞职吧。”客厅里传来公公含混不清的痛苦吟声，那是脑梗后遗症留下的永久伴奏。小女儿在卧室里哼唧，额头上的退热贴已经被汗水浸得发皱。我盯着天花板上摇摇欲坠的吊灯，突然想起三年前入职时，领导笑着说“李静啊，你是咱们部门最有潜力的”。“我工资比你高一千二，”陈凯翻了个身，声音闷在枕头里，“我赚钱养家，你把家里顾好，不是应该的吗？”“应该的”三个字像针，扎进我熬夜熬得发疼的太阳***。那时我还没意识到，有些“应该”一旦接了，就会变成套在脖子上的绳，越收越紧。辞职手续办得很快，同事们惋惜的眼神像一层薄雾，散得比我想象中快。回家那天，陈凯买了束康乃馨，说“辛苦你了”。他接过我手里的纸箱，顺手递给我一块抹布：“妈说厨房瓷砖该擦了，你看这油点子。”最初的日子确实像首温情的短诗。陈凯下班会带点菜，周末偶尔帮我给公婆翻身。我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地板亮得能照见人影，公婆的床铺永远没有异味，孩子们的小书包里每天都有削好的铅笔。我甚至偷偷攒下买菜省出的零钱，给陈凯买了条他念叨了很久的...